描绘了关键的1942年在10月至11月五周的期间，海军上将哈尔西（詹姆斯卡格尼）参加了处于困境的美国南太平洋部队司令部 ，这成为在反对日本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斗争的转折点。这故事是倒叙的手法，由哈尔西在1947年退休仪式开始。
《东京湾受降记》以极简而有力的叙事，将1945年9月2日那场改变历史的受降仪式搬上银幕。影片没有渲染战场上的硝烟弥漫，而是聚焦于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瞬间的张力——当日本外相重光葵拖着在上海被炸断的腿艰难坐下时，镜头长久凝视他颤抖的手与笔尖悬停的特写，这一细节远比千军万马的厮杀更令人窒息。麦克阿瑟站在不远处，表面从容却难掩目光中复杂的情绪，既包含胜利者的威严，又似有一丝对战争荒诞性的反思。
演员的表演堪称精准而克制。重光葵的扮演者并未将其简化为符号化的战犯，而是通过佝偻的脊背与反复调整眼镜的动作，展现出一个被历史洪流裹挟的悲剧性角色；徐永昌将军的饰演者则以沉稳如山的姿态传递出东方武士的隐忍，其落笔时的缓慢节奏与背景中隐约的重庆大轰炸警报声交织，形成强烈的情感冲击。苏联代表杰列维扬科冷眼旁观的侧影，以及因加拿大代表误签位置引发的短暂混乱，这些戏剧性插曲被处理得自然而不刻意，反而凸显了宏大历史中个体命运的偶然与必然。
导演采用双线并进的结构，一条线索是受降仪式的实时进程，另一条则穿插着美国与日本秘密谈判保留天皇制的闪回片段。这种交叉剪辑打破了线性叙事的单调性，揭示出胜利表象下的政治博弈——当观众看到麦克阿瑟在签字前突然停下笔的特写时，恍然意识到这场“终结”实则是另一种开始。影片最震撼之处莫过于对时间的处理：9时04分与06分的两个落笔瞬间被拉长为永恒的历史刻痕，而徐永昌上将九分钟后那一笔“泰山之重”，则通过光影对比被赋予近乎神圣的象征意义。
主题表达上，作品跳脱出非黑即白的叙事框架。它既未美化战争，也未简单批判战败者，而是通过大量微观视角呈现人性的真实：比如哈尔西将军基层调研时与普通士兵的对话，或是梅津美治郎签字后闭眼中闪过的广岛蘑菇云。这些碎片最终拼凑出一个残酷真相——所谓胜利与失败，不过是不同立场书写的历史注脚。当片尾字幕升起时，密苏里号甲板上未清理干净的血迹与远处富士山轮廓同框，构成极具诗意的隐喻：和平的代价永远藏在平静之下。